盛名之下的杨振宁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专业领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史上,仅次于爱因斯坦的世界级物理学大师之一。 离开故乡多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人们谈论起他,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晚年那段年龄悬殊的婚姻,有关科学的美和奥秘的故事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 来源|人物 原标题|杨振宁:盛名之下 文|刘磊 采访|刘磊 黎诗韵 单琦 陈柯芯 吴呈杰 编辑|王晶晶 摄影|高远(除署名外) 坐在我的左边 都是回忆。推开大礼堂的门,还能闻到小时候的味道,每个礼拜六父母亲带他到里面看电影。第一部电影的细节还清楚地记得,片子讲的是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中一个资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缉的资本家藏身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圣诞节时,外边下了雪,他穷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条街,窗户里头,看见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们,看见了圣诞树。」老体育馆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那时候清华每年都要举办北平市大学生运动会,总是人山人海。他们一帮清华园里教授家的孩子就自发组成啦啦队,给清华的运动员呐喊助威。 杨振宁先生拄着手杖在校园里走着,每次经过这些地方,从前的情景就出现了。他95岁,人生绕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路边的槐树和银杏继续繁盛着,身边走过的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们,也有父母牵着的七八岁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似乎只是刹那。 与大多数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杨振宁现在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睡懒觉」,早上9点多钟起床,处理一些邮件,中饭后再睡一两个小时午觉,下午四五点钟出现在距离家一公里的清华园科学馆办公室里。晚上,有时和翁帆在家里剪辑一些家庭录影,素材的时间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世纪,年轻时他用摄影机记录了很多家庭时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后,他不能再进行长途旅行了,「太累的话,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许因为年轻时太喜欢打壁球受了伤,也许只是时间不曾放过任何一个身体。他现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热水澡,家里的浴室和卫生间里都装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边。」杨振宁对《人物》记者说。他的左耳听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听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个95岁的老人——他有一双依然明亮的眼睛,说话时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几十年前的细节回忆起来一点也不吃力。采访中,每当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他总是略微抬起头,凝神静思,认真得像一个孩子。 办公室乍看上去并无特殊,但房间里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杨振宁读过莫言的小说,但他对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最近关注更多的是国际大势,比如特朗普「要把整个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有时看到了他觉得好的文章,他会通过邮件分享给十几个关系密切的身边人。 杨振宁每天会看看央视和凤凰卫视的新闻。这是他很早就有的习惯。在弟弟杨振汉的记忆中,他早年在美国时,每天都要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很快地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局)变动。」他是1949年后最早回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也是在报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纽约时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则美国政府公告,他从中发现了中美外交关系「解冻的迹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致礼去世后,杨振宁从美国回到他从小长大的清华园定居。如今的清华在某些方面已经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几个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妇来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华住了几天。西蒙斯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的数学家同事,后来成为「传奇对冲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问杨振宁,Frank(杨振宁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吗,你小时候住的地方还在不在,带我们去看看。当年杨家住在西苑11号一个约200平方米的四合院里。杨振宁带他们去看时,发现大门已经不能辨认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进了5户人家,宽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 「后来我想,是不是给美国人看有点寒碜,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使得他们了解到中国要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容易。」在清华园里种种复杂的感受,杨振宁归为一点:他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大时代」。 采访那天,摄影师请他倚在科学馆楼梯拐角的窗前,这幢建于1918年的砖红色欧式三层小楼曾经也是任清华算学系教授的父亲的办公地。乌黑色的窗棂纵横交错,窗外是初夏满眼生机的绿色,旧时光似乎还在昨日。 Great Scientist 科学馆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体,这是清华大学送给杨振宁的90岁生日礼物。4个侧面依次刻上了他这一生在物理学领域的13项主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有3项,分别是1954年与米尔斯合作的杨-米尔斯定律(或曰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杨-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理解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实在太难了。著名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向《人物》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在许多物理学家的回忆中,1957年10月是兴奋、激动和传奇。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当时在台湾中部一座「寂静小城」读高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杨振宁的报道,教室和操场上不断地和同学谈论他们完全不懂的「宇称不守恒」。佐治亚大学物理系教授邹祖德12年后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很小的中国餐馆吃饭时,听到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厨师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谈起杨振宁的成就,「感慨万分」。 郑洪向《人物》回忆第一次接触杨振宁的情景——那是1964年前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杨振宁当时对他来说是「神话里面的人物」——在一个中国同学会上,大家正在聊天、跳舞,突然有人说,杨振宁来了,「大家都轰动了」,纷纷站起身迎接杨振宁。 实际上,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是杨-米尔斯理论,如果说前者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后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师地位。杨-米尔斯理论被视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的发展。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尓奖在颁奖词中称,「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跻身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的影响。」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国际备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杨振宁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卓越的设计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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