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担忧「基因编辑」？

《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在多年以前，有一个克隆人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为了守护这个秘密，无数复制人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个秘密被他们视为 「奇迹」。

当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复制人将自己孕育孩子看得如此之重时，我们会发现这背后的宗教逻辑。当人生产出 「复制人」 的时候，人是 「复制人」 的上帝，「复制人」 必须忠诚于、服务于自己的上帝——「人」。当复制人拥有生育能力之后，人就从 「神」 的高处跌落，复制人不再是被创造者，他们开始拥有了与 「人」 同等的地位，他们成为自己的上帝，无需成为人的奴仆。

而当人可以修改自身基因的时候，一个问题便自然出现——人类中的 「谁」 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们又何以成为造物主支配其他人的命运？谁给了他们这个权力？今天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新闻爆出之后，又一次引发热议，基因改造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基因问题将撼动我们对人性的认知，如果连自己的基因都可以改变，那么有什么永恒之物可以成为人性信仰的支撑？

今天，主页君摘选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对生物技术的思考，分享给大家。

▲ 《银翼杀手》剧照

人工婴儿之路

现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诞生人工婴儿。

详细说来，科学家将能够辨认出决定一个人特征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发色、进攻性或自尊感等，并用这些知识来塑造一个条件更好的婴儿。这个尚在探寻中的基因还可能不是来自人体本身。

转基因技术在人体上的实验，现在看来是顶遥远的事情。有两种方法可能实现基因工程：体细胞基因治疗或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体细胞基因治疗的方法，是通过细菌或其他载体实现新的、已经改造的基因的传播，从而改变目标细胞的 DNA。这种方法的难题是，人体内有上千亿的体细胞，要使疗法奏效，需要改变上百万的体细胞。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改变的体细胞会与人同时死亡；这个治疗法不会产生代际遗传。

不同的是，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已经在农业领域得到例行应用，在很多动物身上也已成功实施。对生殖细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论上，只要改变受精卵内的一组 DNA 分子，随后通过细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人。体细胞基因治疗法只会改变体细胞的 DNA，因此也只能对受改造的本人有影响，而生殖细胞系基因的改变则会有遗传的作用。这对治疗遗传疾病特别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

可是，在人类利用这些方式对基因进行改变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难题摆在眼前。首先就是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类高端行为进行基因改造几近不可能。

对人类基因工程的第二个阻碍是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伦理担忧。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以 「用人体进行实验非常危险」 为由，寻求对 「人体克隆」 颁布短期禁令。在多莉羊被克隆成功前进行了 270 次失败的实验。许多的失败出现在植入阶段，将近 30% 的克隆动物有着种种严重的反常症状。如果出生的婴儿并没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或者克隆过程产生的缺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人们就没有那么急迫地想要制造人工婴儿。

▲ 伊恩 · 维尔穆特爵士和他创造的克隆羊多莉

考虑到基因与表现型终极表达之间复杂的因果通路，克隆产生的危害极有可能被放大。后果难以意料这一法则将被无情印证：对某一特定疾病敏感的基因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层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基因更改时没有被察觉，它们可能数年甚至隔代才能体现。

既然基因工程有着这么多限制，这是否意味着，不管将来基因工程对人性进行何种有意义的改变，我们都不用再探讨了呢？这一论断言之尚早，得出这一结论前我们还需要谨慎地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当前的生命科学正以显著和超出人类预期的速度向前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基因学家有一个共识，不可能从成年个体的体细胞中克隆出哺乳动物，然而 1997 年多莉羊的诞生终结了这一看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基因学家预测人类基因工程项目可能会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完成，然而，新式的高度自动化的排序机器在 2000 年 7 月就结束了该项目。现在我们可能无法预期，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捷径，缩短复杂任务的研究时间。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在完全弄清这些作用模式前，人类基因工程会一筹莫展。很多时候，一项新式药品被发明、试用或许可上市时，厂家并不能完全确认它们的疗效。在药理学领域，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发现药品的副作用，有时药物也会与其他药物或环境产生交互作用，而这些在引进药物时完全没有预料到。基因工程师可以先解决简单的问题，然后一步步拾级而上，向复杂性出发。

在 「人体上进行实验」 的问题是对基因工程迅速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药品试用时，动物会首先承担大部分风险。以人体进行实验时的风险可接受度，取决于这个项目因此能带来的好处：比如，亨氏舞蹈症，它有 50% 的机会让人变成痴呆或死亡，后代也会因此携带错误的等位基因。这种疾病就可以区别对待，它和增加肌肉紧张度或胸围完全不同。只是因为可能产生未预期或长期的副作用，人们并不会止步寻求基因治疗，只要它在早期阶段有治疗的效果。

至于，基因工程的优生或非优生是否会广泛传播以至于改变人性，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很显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对整个人群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必须是非常有用、相当安全和价格低廉的。人工婴儿初期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会成为富人的选择。人工婴儿是否会越来越便宜并因此而流行起来，这取决于科技进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较胚胎着床前诊断下降的价格曲线。

没有人知道，将来基因工程是否会如超声波和堕胎一样便宜和随处可见。这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当前在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最为普遍的担忧是，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将来的生物技术能够使用一种相当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来制造更为高智商的孩子，那么这一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这种情形下，发达和民主福利的国家将会重新进入优生游戏，这一次不是为了阻止低智商婴儿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法帮助天生残缺的人提升他们及他们后代的智商。这时，国家会要求这种技术的价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准。这时，一个全人类层面的影响将真正成为可能。

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为现实，生物技术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对基因因果链的更为熟悉的了解、神经药理学的进展以及寿命的延长——仍然会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发展将会面临